河南信阳简介概况(有趣的历史知识又增加了！信阳市古代和近现代历史)

　　据考古发现和研究，早在8000多年前，信阳淮河两岸原始农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夏商之际，经移居江淮的淮夷和苗蛮部族进一步开发，农业生产由原始形态发展到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另从出土的大批商代铜兵器、礼器、玉器、陶器、木漆器可以看出，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已达到中原商王武丁时期的水平。

　　

　　商周之际，中原部族南进，与土著部族融合，形成申、息、弦、黄、蒋、蓼、赖、江等诸侯国，并出现负函、白邑、雩娄、鸡父，梁等城市。日益强盛的楚国在楚文王继位后，采取北进方针，开始登上中原各诸侯国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

　　从公元前688年开始，楚国用50多年的时间，相继灭掉申、息、弦、黄、江、蒋、蓼等国。楚灭申、息后，开始大力经营这片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在政治方面，建立直属楚国中央领导的地方政权申、息等县，委派官吏进行治理；在军事方面，建立申息之师，用以戍边征伐；在经济上，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大力开发淮上农业区，著名的期思陂就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据记载，期思陂是期思人孙叔敖(楚国令尹)设计并主持修建的，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项大型水利工程，比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要早300多年，在我国水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期思陂的建成，保证了期思、雩娄一带(即今淮滨、固始、商城3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用水，对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提高产量起到了重大作用。历经数十年发展，申、息、期思之地成为楚国新兴的经济区。这里北连中原，东接淮夷，不仅是楚国防守北部边疆的北大门，也是楚国挥师北进东击的桥头堡，在春秋战国几百年中，其地位十分重要。

　　

　　春秋战国时期，细腻浪漫的楚文化和绵密柔美的中原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淮上文化，科学技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固始侯古堆吴王夫差夫人墓出土的编钟、木瑟、彩绘鼓等28件乐器，音律准确，可演奏古今乐曲；出土的代步工具肩舆，为我国先秦考古前所未见。

　　平桥区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计有1500多字，对研究楚文化有重要价值；尤其是毛笔的发现，推翻了秦代蒙恬造笔的旧说；300多件彩绘木漆器上的各种画面，体现了当时画师的高超技艺，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楚国人狩猎、宴饮、伎乐、歌舞、征战的情景。

　　光山县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蚕丝织成的紫色绣绢及冲压纹铜盒，证明了当时丝织业、金属冶铸业的高度发达。

　　秦灭楚，汉灭秦，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淮上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凋蔽的淮上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尤其是汉武帝时，各地纷纷兴修水利工程，汝南、九江郡(两郡辖今信阳市沿淮7县(区))引淮河之水，灌田各万余顷。著名的鸿隙陂就是在这个时期兴建的。

　　鸿隙陂是利用自然地势修建的用于灌溉的水库，位于息县西北淮、慎二水之间，周围有田数千顷。它的兴建，使大片土地得到灌溉，并可种植水稻，数年后，这里成了当时富饶的鱼米之乡。西汉末，鸿隙陂因水溢成灾而被罢毁。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辟举水利专家许扬为都水掾，主持修复鸿隙陂，起塘400多里，历时数年才完工。

　　

　　东汉末年，兵燹遍地，群雄并起，人民饱受战祸之苦。曹操针对当时农田荒芜、百姓挨饿、军粮不继的状况，首先在许昌屯田积谷，然后逐渐向周围地区普及，推动了土地的大量开垦和水利的兴修。

　　在今固始县境内，修建了茹陂等水利工程。在今潢川县境内，截断山溜长溪水，修建了小弋阳陂。曹魏后期，司马懿命邓艾在淮河南北实行屯田，其中淮南屯田区方圆400多里。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手工业和副业生产也日趋繁兴，本地出产的木材、皮革和价格昂贵的山漆，由淮河运往寿春等地销售。这种发展趋势至西晋末年因全国陷入大动乱而发生逆转，南北纷争300年，淮河上下遭到极度破坏。

　　

　　唐王朝建立后，本地百余年间桴鼓不鸣，百姓安居乐业，人口迅速增长，各地还修复和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如光州的雨施陂、新息县的玉梁陂等。至唐代中叶，本地农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这里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粮食、财源、兵源的重地。光州、申州出产的石斛、绯、葛、苎布、赀布、茶叶均成为年年必送的贡品，绢布质量居全国第五位。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江河日下，由盛转衰，地方藩镇乘机崛起。自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起，李希烈、吴少诚、吴少阳、吴元济先后割据淮西，控制申、光、蔡三州，对抗中央王朝达38年之久。其间，叛乱与平叛的战争持续不断，淮西经济日渐凋敝。

　　唐末农民大起义后，淮河上下又成为重要战场。五代时期，淮河两岸屡经战乱，闾里丘墟，饿殍盈野，人口锐减。据统计，唐天宝元年本地有74000多户、43.8万人，至唐末仅剩4000多户、2万余人，五代后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宋崇宁元年(1102年)才恢复到4万户、21万人。

　　唐代，光州人为开发闽南做出了突出贡献。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以后的数十年间，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率两批府兵共7000多名入闽平叛，并鼓励子弟兵在闽南定居，屯垦建宅，发展农桑、水利和文教事业。陈氏父子及所率子弟兵(共58姓)经数十代繁衍，成为今天潮、汕地区人口的主要成分，并向外扩散至揭阳、澄海、惠州、梅州、台湾、海南岛和海外。陈元光被后人尊称为“开漳圣王”。

　　唐末，固始人王潮、王审、王审知参加起义军，并率军攻克泉州、福州，统一了全闽，王审知后来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和所率义军(27姓)的后裔广泛分布于福建和邻近地区，与当地人民一起创造了祖国边陲的辉煌历史。

　　

　　北宋时期，本地境内长期无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社会秩序也比较安定。当时，由于引进、推广了耐旱耐涝、早熟高产的占城稻，稻播面积和谷物总产量有了较大突破。茶叶、油料、蚕桑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发展。

　　尤其是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成倍增长，制茶技术也超过历代。据《梦溪笔谈》载，光山、商城、子安三场年产茶达百万斤。所产茶叶质佳味浓，苏东坡曾有“淮南茶信阳第一”的品评。

　　北宋末年，民族矛盾空前激化，金兵于1127年攻入汴京，北宋王朝覆灭。1128年金兵大举南下，其取道河南的一路于年底便进抵淮河沿岸。从此，信阳州、光州一带成为宋金反复争夺的前沿阵地和淮河两岸民众保国家、卫乡土的战场。

　　1141年，南宋与金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把淮水以北地区割让于金。此后，宋金以淮水为界，形成长期对峙局势。金占领淮北后，把大量的猛安、谋克迁居于此，筑寨于村落之间，与汉族百姓杂处，称之为屯田军。又以新息、褒信、新蔡、正阳4县地置息州，调集重兵驻守。在淮水以南，宋设屯田官兵，边耕边守，又在光山县中渡镇(今息县中渡店)置榷场，恢复对金贸易。

　　1208年，金应南宋请求，在新息县置榷场，允许淮南商贾来此交易。宋金对峙期间，淮河上游保持了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在战争的间歇中艰难恢复和发展。自1217年起，金又展开对南宋的军事进攻，迅速攻占信阳军、罗山县、定城县(今潢川县)、光山县等地。正当宋金纷争不已之时，勃兴于北方的蒙古族向金朝展开了凌厉的攻势，并于1234年与宋军联合灭掉金国。

　　金亡后，蒙古族又立即发动了长达40年之久的灭宋战争。1236年，蒙古军攻占信阳军、光州、固始等地，当地民众组织义甲、牛社，屯聚相保，伺机袭击蒙古军，并一度收复信阳。光山、信阳等地民众10余万人在天台山筑寨设防，同心协力抵御蒙古军达40余年。

　　

　　元朝建立后，开始重视农业，实行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南宋末年几乎是十室九空的淮西地区，到元朝中期又出现了桑麻蔽野的繁荣景象。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抗元朝的暴政。

　　1325年，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以弥勒佛当有天下号召民众起义反元。

　　1337年，陈州人棒胡(即胡闰儿，因善使棒，人称棒胡)在信阳州组织白莲会起义，克鹿邑、焚陈州，震动中原。

　　1351年，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在豫南横扫元军，先后攻克朱皋(在今固始县北部)、罗山、真阳(今正阳县)、确山县、汝宁府(今汝南)和息州、光州。从此，农民起义席卷大江南北和淮河上下。

　　明代，申、光、息三州曾一度划属中都临濠府，因而在生产开发等方面获得了中央政府的优待。尤其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安置流民等措施的实施，使耕地面积、人口大幅度增加，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

　　终明一代，光州、信阳州中进士百余名，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光州的刘绘、息县的黄绾，俱是名噪一时的硕儒；信阳州的何景明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当时华靡卑弱的文风，成为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明末，农民起义军纵横豫南，曾在光州、信阳州及光山、商城、固始、罗山、息县建立了由农民主宰的州、县地方政权。

　　

　　进入清代，南汝光道设于信阳，光州升为直隶州，豫南的区域地位进一步提高，经济、文化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适应国内商业市场日益扩大、国外贸易急剧增长的需要，山区资源得到开发，并带动交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

　　深山藏巨富，丛林之下兴起一座座商贸繁荣的市镇，其中商城县的南溪、光山县的新店、罗山县的宣化店、信阳州的明港，都成为新的农村商品经济中心，这标志着清代豫南的资本主义因素比明朝又进了一步。水利建设规模空前，卓有成效。如固始县，除整修了清河、堪河两大灌区外，还兴建了史灌河下游的柳沟灌区、白露河下游的兴龙灌区及急流涧河、羊行河的千工堰、古城坝等灌区。此外，又修筑了淮河干流三河尖至往流集段的防洪大堤。

　　科技、文化在专制主义的窒息下，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清代会考32次，光州、信阳州中进士200多名，超过明代1倍。其中，光山的胡煦曾任皇帝老师，是清代知名的书画家，所著《周易函书》、《释经文》等具有独到的创见，至今仍为学术界称道；罗山的黎世序以治水闻名，为后人留下了《东南河渠提要》、《续行水金鉴》等巨著；植物学家吴其睿(固始人)著《植物名实图考》，公认属国际水平的权威著作；商城的周祖培官至吏部尚书兼户部尚书、武英殿总裁。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外来侵略，人民备受欺凌、践踏，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富有革命传统的信阳人民从此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斗争，将民主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早在19世纪20年代，豫南就有小股捻党活动，他们采取抗粮抗差、吃大户等方式，进行经济斗争，声势日益浩大。

　　1840年后，豫南捻党与外地捻党密切配合，袭击官吏豪绅，劫取当铺、钱铺，势力范围北达汝宁，南迄罗山、光山，西至信阳，东到固始县三河尖，令官兵不敢正视。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各地捻党纷纷响应，迅速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捻军。

　　至1854年，豫南捻军发展到10余万众，分东、西、南、北四路元帅，清军防不胜防。

　　1857年，占领固始县三河尖的皖捻与太平军李秀成部会师于霍丘，开创了联合作战、共同抗清的新局面。1860年～1862年，豫南捻军进入极盛时期，光、息、正、信、罗、桐、泌遍地捻匪。

　　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失陷后，太平军西北远征军回师东下，与张宗禹部捻军会师豫南，组成以骑兵为主的新捻军。豫南捻军与之配合作战，在罗山、光山数败僧格林沁军，击毙清将舒通额以下官兵数千人。捻军起义失败后，豫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并未停止，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仍然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1899年，信阳成立了以助清灭洋为宗旨的大刀会，入会者万余人，宣称举事之日，杀尽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次年被官府镇压。1900年，光州爆发文武童生殴打内地会牧师艾旭事件，史称光州教案。罗山群众以兴汉灭洋为口号反对教会，后亦遭镇压。

　　20世纪初，清廷推行新政，豫南兴办起各类学堂，一批新式知识青年接受民主思想，开始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1905年，倾心革命的光山县新集(今属新县)青年曾昭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成为河南最早的同盟会员。在信阳，刘化欧于1905年建立革命团体自治学会，后又加入武汉革命团体日知会，并在信阳鼓动革命，发展会员。光山知识分子组织学务研究会，改良学务，普及国民教育。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刘化欧、易小康、余大猷、王春华等革命党人在武胜关起义响应，将起义群众1100余人编为湖北革命军独立第一协，并在武胜关南北破坏铁路，阻止清军南下。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一部退往武汉，一部留在豫南牵制清军。

　　民国初，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豫南社会陷入更加动荡之中，豫南人民又奋起展开反袁斗争。

　　1919年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1920年冬，武汉学生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将进步团体互助社迁至信阳柳林学校，在这里传播马列主义，发动工农运动，使这里成为豫南革命的发祥地。罗山、潢川、商城、固始、光山等县进步青年以青年学社、读书会、研究会等组织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为工农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1922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武汉区委向信阳铁路派遣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信阳铁路分工会率领几千名工人卧轨截车，反抗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显示出豫南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随后，王克新、刘少猷、秦君霞、陈勉之、江梦霞、汪后之、袁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到信阳创建党组织。

　　1925年4月，信阳党团独立支部在信阳城内建立。在此前后，一批在外地工作、上学的豫南籍党、团员受组织派遣，也纷纷返回家乡进行建党活动。从此，豫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和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中共信阳地方组织引导各阶层群众联合起来，迅速掀起反帝斗争的新浪潮。同年7月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立即派干部到农村发动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北伐战争开始后，党组织广泛发动农民运动，农民协会会员迅速发展到50多万人。农会反抗军阀暴政，打击土豪劣绅，配合北伐军打垮了奉系军阀在豫南的反动统治。土地革命时期，豫南党组织较早地萌发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从1927年冬开始，相继领导四望山、大荒坡、周荒坡、罗(山)南等地的暴动，回击新军阀的反革命屠杀。

　　

　　1928年夏，光山县党组织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开辟鄂豫边柴山保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6日，商城起义一举成功，成立红十一军三十二师，开辟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930年春，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同鄂豫边、皖西两块红色区域连成鄂豫皖苏区。

　　1931年2月红四军第十师解放新集(今新县县城)后，鄂豫皖苏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相继设立于此，新集遂成为鄂豫皖苏区的首府和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地的红军统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当时全国三大主力红军之一。至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达到极盛时期：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6个正规师、4个独立师、1个少共国际团，近5万人；地方武装达20万人；根据地发展到26个县，总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50万。其中，商城、光山、新集、罗山、潢川、固始等地都建立了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留下的红军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北上抗日后，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八军，信阳、罗山、光山、商城、固始等县建立了红军便衣队或游击队。苏区人民与红军同甘共苦，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使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大别山上。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信阳各地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武装，组建抗日团体。9月，中共豫鄂边省委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1938年2月和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奔赴抗日最前线。中共豫南党组织努力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积极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8月日军沿河信公路大举西犯，企图横切中原，夺取武汉，豫南军民与侵略者展开殊死搏斗，做出了重大牺牲。武汉失守后，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郭述申由延安回到经扶县(今新县)白马山，建立了罗(山)礼(山)黄(陂)孝(感)中心县委和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开辟了经(扶)光(山)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李先念率抗日武装南下四望山，开辟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根据地人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摩擦，使豫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

　　1944年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国民党40万大军败退。中共鄂豫区党委组建的豫南游击兵团挺进豫中，收复大片国土。至1945年4月，相继建立信阳、信罗(山)边、淮南、信随(县)、信应(山)随、罗礼应、经扶、信确等8个县民主政权，建立正规武装5个团；每县都建有游击队，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同时派代表同美蒋谈判，签订了《罗山协议》。

　　但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决心已定，于1946年6月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豫南党组织动员广大人民全力支援中原部队胜利突围，之后又领导游击队孤悬敌后，独立作战，继续坚持大别山、桐柏山区的革命斗争。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挥师南下，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而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刘邓大军先后攻克息县、固始、潢川、罗山、光山、经扶、商城等县，建立民主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开辟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

　　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外线出击后，根据地各级党、政、军组织面对国民党20多个旅加上地方反动民团的围攻和扫荡，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歼敌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圆满地完成了保卫大别山根据地的艰巨任务。

　　1948年10月8日，鄂豫军区及二分区部队攻克新县(原经扶)县城，新县首先获得解放，11月9日固始解放，12月30日商城解放，1949年1月30日光山解放，次日潢川解放，2月3日息县和平解放，3月14日罗山解放，4月1日信阳解放。接着，豫南党政军全力以赴，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同时，在解放区开展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肃匪反特斗争，改造保甲政权，建立乡级政府，恢复和发展城乡生产及各项事业，为实现由革命战争向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喜讯传来，豫南人民欣喜若狂，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万众欢腾。经过28年漫长而艰难的革命斗争，豫南人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斗的理想。随之，豫南人民又披着战争的硝烟，满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