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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郑林华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也是叶剑英元帅诞辰120周年。作为开国元勋，他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和军事生涯中建立了不朽功勋。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2年人民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建设、人民战争的运筹和指挥、国防现代化的奠基和发展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创造和参与创造了我军多个军史之最。

　　一、参与筹建国共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孙中山着手筹办陆军军官学校。他委任得力助手廖仲恺为大本营秘书长，协助筹划军校开办事宜。廖仲恺不但为筹措办校经费日夜操劳，而且多方物色办校人才，他从张申府推荐的名单中引进了周恩来等共产党才俊，同时听说粤军第8旅参谋长叶剑英是文武兼资的将才，就邀请叶剑英参与办校。

　　叶剑英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深刻理解孙中山创办军校的重大意义，义不容辞地投入到军校筹备处的工作中。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廖仲恺组织包括叶剑英在内的筹备处全体人员紧张工作，使得黄埔军校终于能在1924年5月开课，6月16日正式开学。军校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并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下设6个部：政治部、教授部、教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军医部。叶剑英任教授部副主任，并兼任教官。教授部的主要任务有6项：一、制订计划教育，审订教案；二、审编课程，征集教材；三、实施教授，编配考察；四、考核成绩，审订表册；五、保障图书器材；六、负责所属人员的统计调查及升降任免。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喜欢抛头露面，而在教授部里踏踏实实教学的是叶剑英，教授部的工作实际由他负责主持。

　　

　　◆1921年，叶剑英在广东。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创办的第一所军事学校，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人可以在学校合法存在并进行活动，这使叶剑英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官恽代英、聂荣臻、李富春、萧楚女等共产党人。苏联顾问和中共党人在军校讲课，叶剑英必定去听，从中学到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并萌发去苏联学习的念头。他在思想上深受周恩来影响，越来越靠近共产党，他自修了《共产主义ABC》等书籍，并参加共产党领导组织的活动。但当他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时，少数党员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作较长时间的考验，因此没有通过。叶剑英虽被拒之门外，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仍然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向党组织靠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放弃高官厚禄，通电反蒋，并在武汉继续要求入党。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正式党员。因为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要他不公开身份，只与少数党员联系，这一正确决定为他后来策应南昌起义和组织广州起义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策应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叶挺、朱德、贺龙等率领的部队相继云集九江、南昌，引起国民党注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也随第4军军部到达九江。汪精卫同第4军军长张发奎等人秘密策划，想邀请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予以扣留，同时令贺、叶部队集结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再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贺、叶部队。叶剑英察觉到这个阴谋后，连夜将其告知叶挺，并与叶挺商定：立即通知贺龙等人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共商对策。随后，叶剑英与叶挺、贺龙等人在甘棠湖的一个小划子上商定，贺、叶不上庐山；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贺、叶部队要立即开往牛行车站，乘火车到南昌去；叶部先行，贺部随后行动。这次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对保证南昌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的叶剑英。

　　南昌起义爆发后，蒋介石和汪精卫慌忙调集各路兵马，妄图把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汪精卫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捉拿贺龙和叶挺。张发奎在九江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朱晖日等极力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如果张发奎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就会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叶剑英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新回到广东立足的企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他能言善辩，张发奎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被追击的压力，从而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三、担任我军最早的总参谋部部长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到江西苏区工作，他在4月初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委派负责苏区中革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苏区中革军委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由叶剑英、朱云卿、郭化若等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为总编辑。在7月至9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叶剑英积极参与制定作战计划，深入前线，指挥莲塘、良村、黄坡、老营盘、高兴坪等战斗，表现了高超的军事才能。

　　1931年11月，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中革军委之下设立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经理部、军医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部部长（次年改为总参谋长）。这是我军第一次设立总参谋部。虽然早在1927年5月，中央军事部就设有参谋长，由聂荣臻担任，南昌起义后也成立过军事参谋团，由刘伯承任参谋长，但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是我军正式建立的总参谋部。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继续协助朱德等人指挥作战，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作战时误时误事的现象日益增多。为适应战争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朱德等的支持下，叶剑英等人研究确定了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精简合并，取消副官处，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和严格分工。

　　

　　◆1937年5月，叶剑英同贺龙（右二）、周士第（右一）、萧致平（右三）在延安。

　　红军过去行军主要靠向导，不重视利用地图，有些参谋人员见到缴获的敌人地图，看不懂就随便丢。为此叶剑英明令要求作战部门专门成立地图科，注意搜集敌人地图，学习利用地图，指导行军作战。此外，他还重视运用刚建立不久的无线电台，组织电台人员有计划地侦听和破译敌人无线电信号，获取了大量敌人情报。

　　当时红军机关和部队中还存在不少游击习气。叶剑英向军委建议，要加强对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教育，以逐步克服游击习气。他组织参谋人员参考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加强了司令部和部队建设，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叶剑英不愧是我军参谋事业的奠基人。

　　四、我军任职时间最长的“参座”

　　叶剑英在入党之前就担任过粤军第8旅参谋长、第2师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务，经常被人称为“参座”。他入党之后也是长期担任参谋长，堪称我军任职时间最长的“参座”。

　　1931年11月至1932年5月，他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1932年6月至10月，他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1933年5月至1934年1月，1934年2月至10月，他两次担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1933年5月，为反击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在前方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直到12月的黎平会议，叶剑英以军委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主持红军总司令部的日常工作；1935年2月，3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彭德怀向中央发电报，指名要叶剑英接任，叶剑英在危难之际奉命前往3军团任参谋长；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革军委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叶剑英为参谋长；9月，毛泽东等率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时，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机关也分开行动，一部随左路军行动，一部即于9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部，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11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命令，建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行使中革军委职权，叶剑英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直至1936年10月；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由毛泽东等6人组成中革军委主席团，叶剑英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代理总参谋长。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亲自提出要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

　　

　　◆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彭德怀、刘伯坚、张纯清、李克农、周恩来、滕代远、袁国平合影。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9月，八路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叶剑英一直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直到1947年2月。全国解放战争前期，我军仍保留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名称。1947年3月，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延安，我军停止使用十八集团军番号。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叶剑英自此直到1949年9月一直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4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成立，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直至1949年9月。

　　如果从1931年算起，叶剑英担任我军总参谋长（或者参谋长）近18年之久；如果从1922年他担任粤军第8旅参谋长算起，他担任“参座”近27年之久。因此，他确实是我军任职时间最长的“参座”。

　　五、担任我军最早的军事学校校长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激烈批评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政策。叶剑英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拥护者，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共临时中央电示苏区中央局，令叶剑英和刘伯承对调，叶剑英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

　　红校创办于1931年7月，它是由井冈山时期的教导队发展而来的。1931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以闽粤赣军区彭杨军事学校（以中央农委书记澎湃、中央军委书记杨殷两位烈士名字命名）和1、3军团随营学校等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革军委任命萧劲光为校长。1932年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刘伯承任校长。1932年5月叶剑英担任红军学校政委（至1933年5月），1932年10月至1933年10月，叶剑英任红校校长。也就是说，从1932年10月到1933年5月，叶剑英担任红校校长兼政委。

　　

　　◆上世纪50年代，叶剑英在海南。

　　虽然毛泽东当时已经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叶剑英在领导学校工作的过程中，仍然继续贯彻古田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倡导的从战争中培养干部的训练方针。他还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为学员讲课。

　　叶剑英待人平易和蔼，在办校中却是坚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他常说，“懒兵无战斗力”，“娇兵必败”。平时训练中的“难”是为战斗中的“胜”打基础的，如果红校训练中不坚持从严、从难的原则，就不能练精武艺，不能锻炼意志。他明确提出，红校的起床、早操、就餐、集合、点名、熄灯等作息制度要严格按照连队管理士兵的规定执行，通过平时的养成教育，培养学员雷厉风行、令行禁止的好作风，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学会良好的带兵方法。

　　六、组织指挥我军最早的大规模远距离渡海登陆战役

　　1949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广东、广西地区党政军工作的统一领导，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8月，中央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央和军委又任命叶剑英兼任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随后，叶剑英组织和指挥了广东战役、广西战役，到12月中旬，整个华南大陆全获解放。此时从大陆逃到海南岛的国民党军共有5个军19个师，加上部分海军、空军、特种兵和地方团队，约10万人，在薛岳指挥下，企图凭借琼州海峡天险，长期盘踞海南岛。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也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解放海南岛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命令第40、第43军等部队共10万余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由叶剑英统一领导。1950年3月，我军发起海南岛战役。3月5日至31日，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我军两次偷渡成功，并于4月16日晚开始了强渡琼州海峡的登陆作战。叶剑英以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告海南岛敌军官兵书，号召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进行战场起义或向解放军投诚，争取光明前途。4月17日凌晨，我军主力部队在琼崖纵队和先前偷渡登陆部队的配合下，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 23日解放海口。敌军大势已去，全线向南撤退。解放军分成东、中、西三路，发起追击战。经过一周的纵深追歼作战，歼灭守岛敌军3万余人，余敌逃往台湾。5月1日，解放军解放了海南岛全岛。

　　海南岛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进行的大规模远距离渡海登陆战役。

　　七、组织导演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抗登陆演习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军事训练工作。叶剑英不但从理论上潜心探索现代条件下的战争和训练问题，而且更注重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来研究这一问题。

　　

　　◆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图为叶剑英给演习部队下达攻击命令。

　　叶剑英认为，辽东半岛在国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濒临黄海，与山东半岛环抱渤海，是北京的门户、东北的屏障，历史上曾遭到敌人几次入侵。从辽东半岛的地理位置和以往战史以及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看，在辽东半岛进行抗登陆战役演习，在国防建设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新式兵器的出现，必然影响到以往战斗、战役的样式，对军队的指挥方法也将产生若干的变化。因此，1955年11月，叶剑英亲自导演了我军空前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为组织好这次演习，他事前去辽东地区和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参加此次演习的兵力有陆军1个兵团、4个军、1个机械化师，还有海军和空军部分建制单位，三军指战员共6.8万余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等都亲临现场参观指导，全军许多高级干部也去参观见学。演习结束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作了总结讲话。这是人民解放军举行的第一次大规模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演习，也是第一次在使用原子、化学武器条件下进行的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演习。目的在于摸索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训练和作战经验，用比较标准的动作、形象教育的方法来训练军队指挥员和部队。通过这次演习，丰富了我军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作战的知识，提高了我军高级干部组织与指挥抗登陆战役的能力，检查了部队的战备工作，熟悉了演习地区的地理情况，并取得了组织较大规模的战役演习的经验，对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八、筹建我军最早的军事科学院

　　20世纪中期，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军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加以研究和探讨。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已由单一兵种逐步转变为拥有一定现代化武器装备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但在军事理论指导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叶剑英作为主管全军军事教育训练的军委领导人之一，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大势，深感必须迅速建立与发展我军自己的军事科学，便于1956年冬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以便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当即批准这一建议。叶剑英主持拟定了《军事科学院组织机构与建院方案》，经军委批准，成立由他担任主任的军事科学院筹备委员会。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图为叶剑英同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合影。

　　创办军事科学院，对人民解放军而言是一个创举。1958年1月，总政治部批准组成军事科学院临时党委，叶剑英任临时党委书记。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召开建院大会，第一任院长兼政委叶剑英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军事科学院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成就，从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出发，针对今后战争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以推动我军迅速建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该院设有战理部、战术部、军制部、战史部、外军部、出版社等，是我军最早成立的军事科学院。

　　九、倡导创建我军最早的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

　　早在1932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时，叶剑英就提倡直观形象教学，他组建了红校模型室，展出各种兵器模型、战术图解、政治图表以及化学、物理学、天文学方面的仪器和生物标本等共600余件，大大增强了学员们的学习兴趣。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德国造勃朗宁轻机枪和捷克造自动步枪，在当时是比较新式的武器，叶剑英也命令部队将这些武器带回红校，作为教学用的实物。

　　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之后，叶剑英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如何适应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建设发展的需要，迅速提高全军高级干部的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水平，并将研究、生产、运用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军事技术的发展？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在军事科学院建立一个包括各军兵种、各专业的技术教研馆。他设想，在这个馆里把各军兵种最新的装备和样品摆出来，让全军各级干部和研究人员随时参观见学，有时间的可以住下来学习研究，工作中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来馆研究解决。1959年12月，他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建立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的建议，得到军委批准。1960年1 月，他提出拟建的12个馆为海军馆、空军馆、炮兵馆、装甲馆、工程馆、通讯馆、防化馆、铁道馆、后勤馆、尖端馆（包括原子、自动控制、电子计算、遥控等）、雷达馆（包括防空自动系统）、战役馆。1963年，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基本建成，教研馆总面积5.5万平方米，分10个所，分别为海军所、空军所、炮兵所、装甲兵所、工程兵所、通信所、防化所、军事交通所、后勤所和综合所等。筹办展出教具、器材1.3万件。1964年至1965年，该馆接受了军委直属院校学员和其他师以上干部8批共1600多人的参观和见学任务，还组织了军、师干部160人的集训，取得良好效果。可惜的是，这个深受全军广大干部欢迎的学习场所在“文革”中却毁于一旦。

　　十、倡导推动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比武活动

　　1959年9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按照军委分工，叶剑英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60年初，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叶剑英认为，军队在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军事训练是解放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他倡导推动促成了1964年上半年全军开展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

　　

　　◆1959年11月28日，叶剑英同朱德、贺龙、罗荣桓等在北京观看装甲兵第一坦克学校学员的坦克表演。

　　郭兴福原为南京军区某部2连副连长，1960年至1963年，他创造了一套军事训练的先进教学方法。其特点是：官兵互教，评教评学；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战士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严得合情合理，教得灵活细致，毫不呆板，符合实战要求。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编辑的一期《军训简报》上看到郭兴福教学法的报道，他很感兴趣，派秘书率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考察。当年12月，叶剑英冒着严寒亲自到镇江参加总参谋部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观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并与郭兴福、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和主管训练的干部进行座谈。叶剑英感叹“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他立即向中央军委写了《关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认为该教学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军种、兵种”，值得大力推广。毛泽东阅后赞赏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1964年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指示》，要求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为了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中央军委还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间，全军分为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表演的共13700多人，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比武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的军事训练，对受阅分队和民兵代表的汇报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

　　十一、倡导编写中国第一部军史专著

　　身为博古通今的儒帅，叶剑英重视继承中国历代军事遗产，重视开展中国古代近代军事学术研究，重视中国历代战争史和我军战史的经验总结，将其视为军事科学领域的重要攻关项目。他积极倡导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军事史》。1964年，他视察南京军事学院时，指示该院军事史料研究处要在军事科学院的指导下，开展多项科研工作：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要编辑《古代兵法选辑》；在古代战史方面，要编写《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等。此外，还规定了许多专题研究项目，如关于河西走廊的兵要地理、我国沿海岛屿作战、古代突然袭击的战例、兵器从戈矛到火器的演变，等等。

　　在南京军事学院、军事科学院的指导下，军内外多名专家学者经过近三十年的辛苦工作，《中国军事史》终于在1983年至1991年分6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部多卷本军事史系统介绍了中国兵器的发展、历代兵略的运用、兵制的演变、兵法的沿革和变化、重要军事家、古代战争中的“壁（垒）”以及现代永备筑城和野战筑城的沿革和特点，同时还有《中国历代战争年表》和《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两本参考书。《中国军事史》是中国第一部军史专著。1983年，叶剑英为该书题签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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